金庸父亲查枢卿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生下五子两女，金庸是老二。7个同胞手足中，在世的还有3人，金庸长居香港，妹妹查良琇住在杭州临安，三弟查良浩则在上海。
1936年，12岁的金庸小学毕业后，便离开了海宁，到嘉兴上中学，开始了长期的独立生活，直到1945年底，才第一次回家。游子归来，全家人都高兴坏了。
小弟查良钰生前曾回忆道：“二哥回家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衣着简朴，一直面带笑容，对来家探望的人非常客气，但话语不多。因为二哥比我和三哥大了十多岁，所以待我俩十分亲热。家里有空房子他不住，非要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时，他见了外人讲话很慢，还有些口吃，但和我们在一起却完全变了样儿，成了‘故事大王’。每天晚上，二哥都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的，可是天衣无缝。常常是说到兴头上，他一下子跳起来站在床上，连比划带模仿，手舞足蹈的，有意思极了！”金庸在家里住了近半个月，就给两个弟弟讲了近半个月的故事，成了查良浩、查良钰记事以来最开心、最难忘的日子。
晚上，等弟弟们睡着，金庸“书瘾”发作，又钻进书房去。那时家里已经有三间书房，大多是线装书。《封神演义》、《儿女英雄传》、《明史》、《水浒》，都“逃不过”金庸的眼睛。
1950年，海宁家中遭遇变故，父亲查枢卿作为“反动地主”被“镇压”而死，大家庭霎时土崩瓦解，上上下下十来口的生活没有着落。只身在外打拼的金庸，扛起照顾家人的责任。“有困难，找二哥”是兄妹们的共识。
查良琇讲述了金庸对弟弟们的照顾。金庸到香港后不久，三弟查良浩上学，没有学费，金庸马上寄钱资助。
紧接着，1951年，小弟查良钰也要去抚顺读书，金庸立即汇来100元钱，之后每学期都把钱按时寄到抚顺。小弟读书很努力，1956年考上北京矿业学院，6年大学期间，他接连添了6个孩子，家里经济条件捉襟见肘。金庸知道后，不但很快汇了钱，还专门为孩子寄衣服、糖、奶粉、饼干等。
弟弟妹妹的事情，金庸总是考虑得很仔细。查良琇说，金庸细致得“许多事情你还没有想到，他就已想到，为你办好了”。她举例说，1996年，住在淮南的小弟查良钰忽然呕吐不止，浑身抽搐，淮南的医院查不出毛病，查良钰的家人束手无策，金庸知道后亲自安排小弟转到杭州邵逸夫医院。
经检查是脑部瘤出血，必须立即手术。金庸得知后，竟然细心到提出手术不能破坏面部美观。为此，邵逸夫医院将浙江省有名的专家全部请到了场，40多位专家进行了4次大会诊。查良钰手术成功后，金庸又赶来看他。一到医院，顾不上自己休息，就亲自推着小弟进行康复锻炼。
金庸还是整个大家庭的“大哥”。父亲和生母死得早，后母又没有收入来源，他便照顾后母直到她去世，平时嘘寒问暖，生活费都由他一人承担；同父异母的弟弟要盖房子，他也是二话不说就帮忙。
但是，金庸从未踏进袁花镇旧居一步。金庸的弟弟妹妹推测，父亲的死仍是他心中不愿触碰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