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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英语的界定及其现状和发展趋势(一)中国英语的界定
1980年葛传规先生提出“中国英语”的概念。他说：“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如“科举”“翰林院”“五四运动”“赛先生”“德先生”“白话文”“双百方针”“人民公社”“四个现代化”(imperial examinations,Hanlinyuan或Imperial Academy, May Fourth Movement, Mr.Science,Mr.Democracy,baihua wen或baihua, Two hundred policies, people’scommune,four modernizations.)这些不属于讲英语民族的人所惯用的词语，应当称作ChinaEnglish。这个提法肯定了中国英语现象，指出了这些是正确的英文表达法。1991年汪榕培先生将中国英语定义为“它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李文中(1993)认为“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中国英语主要构成包括音译词、译借词以及独特的句式和语篇”。谢之君(1994)认为“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能够进入英语交际，其使用频度和交际效果与使用者的水平有关”。后来贾冠杰、向明友(1997)进一步指出，中国英语是“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罗运芝(1998)简单概括为“中国英语是载汉语语言特征的英语变体”。综合以上几家观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中国英语是汉语与英语语言文化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语言现象。
2.中国英语是用不属于讲英语民族的人所惯用的词语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
3.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能够进入英语交际，不受母语干扰。
4.中国英语有益于传播中华文化，将随着中国人使用英语的普及和中国特色的形成而逐渐扩充，从而丰富和发展英语与世界文化。
5.中国英语不同于一般所说的洋泾浜英语、过渡语，前者是一种被规范英语所接受的英语变体，对英语学习和国际交流具有积极意义;后者则是中国语言和文化对英语的干扰影响的产物，对英语学习和国际交流具有消极意义。洋泾浜英语形成于18世纪的广州，是中国人同英国商人进行贸易使用的语言，词汇以英语为主，杂有广东话、葡萄牙语、马来语以及印地语，而语法结构是广东话。据霍尔(Hall,RobertA.,Jr.1966)研究指出，中国人使用的洋泾浜语于特定时期产生发展，到19世纪末已基本消亡。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中，使用的“过渡语”与中国英语不可混为一谈。前者对个体语言特征，后者是对群体语言特征;前者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后者在理论上是相对稳定的，其发展变化以社会文化的发展为前提;前者的汉语或汉语思维模式介入是无意识的，负迁移和正迁移相互抵消，后者汉语特点反映是有意识的，负迁移始终被压到最低度，正迁移被发挥到最高度。
(二)中国英语的现状
目前的中国英语有四种并存的状态。
1.按汉语习惯说出的英语与其本族语者的英语并没有区别。
2.有些中国英语虽然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英语本族语者的习惯，但符合语法。
3.有些中国英语虽然不符合语法，但是可能符合英语本族语者的习惯，能被接受。
4.有些中国英语目前确实还没有被所谓的“规范英语”接受，但是对于英语本族语来讲意思十分清楚，理解不成问题，或者一经解释就会明白，并且对于中国人来讲学习起来不费功夫，用起来得心应手，能够发挥语言作为工具的功能。实际上我们应解决的问题是后两类，因为它最能体现中国特有的、难以改变的语言思维习惯，最有中国的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