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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增订版)

2017-09-14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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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增订版)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最后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
本书讨论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一位是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杨奎松教授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他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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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先生的《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一书,记述了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位跨越1949年的知识人,在不同阶段思想和行为的变化。对应于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可以看出他们三位面临的选择更少。面对非彼即此的二元结构划分,每个人连选择沉默的权力也没有。生存的压力之下,知识分子要么是肉体死亡,要么是精神死亡。作者对于他们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在那样的境遇之下,无奈的自我背叛、无力救赎,表示了宽容与理解。

现在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上是“读书人”,是国家中的智识阶层。儒家认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思想,才是智识阶层的完整人生,专制统治者通过分别利用、挑动内斗、最终调停的方式,对智识阶层的思想和人身实施控制。

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 部分研究者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框架引进了社会学领域,试图对人类社会加以工程化设计,通过对人的改造,促成整体世界的进步。“人类灵魂工程师”之类的称谓由此产生。随着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此等思想亦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9年后,中共新政权开始了对于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打破了旧有的自然经济体系。通过“人民公社”、“公私合营”等手段,将私人的农业、工商业资本和简单再生产资料转变为国家资本。对于生活资料则进行计划管制,"rest":"如同战时配给制的延续,导致公民个人和家庭的平均化、贫困化,强化了个体人对于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和代理人的人身依附。个人的社会生活空间愈发狭小。<br /><br />而知识分子则陷入两方面的困境:一是对于强权的矛盾心理;二是自我实现与完整人格的对立。第一方面,百年的屈辱史致使中国人图强的愿望强烈,强权政府易于在广大中国人心中建立“心理的合法性”。受儒家“立德、立功、立言”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希望依靠和辅助政府,利用掌握的知识改变社会、报效国家,因而内心具有拥抱强权的意愿。同时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自由宪政理论,对于强权试图控制个人思想、言论、行动的反智行为无法认同。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和西方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相信实施人性改造的可行性。在自省与外部压力的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强权由起初的平等协商、求同存异,滑向了彻底臣服。而作为个体的人,知识分子面对重压的最终结果是同一的——知识分子身份的“消亡”。<br /><br />以一般的标准,知识分子应该是平衡社会的砝码,强权的永远的反对派。其生存空间的大小取决于政府对有组织暴力行为的限制程度。同时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于自身的选择。知识分子的精神幸福感,首先源于内在信仰与外在行为的逻辑一致性。在取舍的压力之下,理想化的行为方式往往存在着欲速侧不达的风险。出于善意的“关怀”的行为仍有可能受限于个人好恶和认识不足,“天堂”不应建立在人间。"

出版单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地 桂林 出版时间 2013.05 开本 23cm本书由三篇文章组成,分别探讨张东荪、王芸生与潘光旦在建国前后的经历和思想,是历史学家杨奎松着手人物研究的一个尝试。作者以其扎实的史料分析功夫,廓清了围绕三人的一些误读与误解,史料翔实,立论公允,其严谨、客观、平实的研究作风,对于目下许多作者,动辄以片断史料解题发挥的写作倾向,尤其具有纠偏作用。
购价 ¥ 38.00

很好的书名!其间隐含着作者对书中三位知识分子的代表“忧国忧民”的情怀的肯定或指定,
同时又何尝不是作者对以自身为代表的当下部分知识分子心情的辩白。
但是因为作者对知识分子自私、脆弱的共性缺乏足够的勇气来承认,因而其辩白也就只能
显得左支右绌。当说到知识分子敢于“关怀”时,作者把知识分子写得跟普罗米修斯似的,
当说到知识分子不敢“关怀”时,又强调知识分子也是人。究竟是人还是神呢?不说。总之
任何情况下,错不在知识分子。
真的是这样吗?看看巴金,文革时还挺好的吧,文革后哭哭啼啼控诉一把,依旧是大师!
读读一些知识分子的散文,吃喝玩乐,无一不精,同时也沾沾自喜。在美食吃过了,美景看累了,
小玩意玩够了,美女名媛应付过了,冲上杯茶或咖啡,点上烟斗,“关怀”一下别的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是关怀吗?(所以我说这种关怀是作者指定的)
若非要说是关怀,那是对自己将来生活、事业可能会有的变化的关怀。不是对国家、人民的。
人称杨奎松是比较公正的历史学者,读过《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却别有一种感觉。
书中有大量的心理描写,不知作者是在创作呢还是要搜集记录。
所以,最低限度:不要把这类书当历史书读。

书的内容、印刷都很好,只是书中把叶笃义错换成了叶笃初,叶笃义是中国民盟副主席,写过《虽九死其犹未悔》,而叶笃初政治学家,党章研究学者,不知是出版社的错误还是作者的疏忽呢

政治在中国一直被视为一种人人皆可操作的行业,不管你是学医的学商的学文的学武的,都认为优则可仕。而且还都摆出为民喉舌舍身取义的大架势,政治真的比给病人开刀,比研究原子弹简单吗?
务虚的谈理想,人人都是一把好手,实际的挣钞票,精英几何?自有科举以来,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的唯一目的,动辄就要兼济天下,也不管自己有没有那俩把刷子。
进了政治圈,得意了,便说是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失意了,便抱怨政治黑暗人性丑恶,被打击了,更一下子要祭出知识分子的 大旗,做各种冰清玉洁娇啼状。
其实一句话:愿赌服输。既然要参合,胜败兵家常事,不要总是在别人身上找原因,要一日三省吾身。

只看过杨教授《建国史研究》那个文集,还有中文大学那个讲座,印象很深。前一阵买了这本,比想象中的好看,一直有的那个疑问:就是抛开一心想要捞好处的投机分子、有文化没人格的那些x不说,其他那些智商情商眼界知识都于时代先端的人怎么就都一个个像飞蛾一样?这个疑问在书中多少也得到了一点解答。
大公报那个书记xxx是谁啊?都仿佛看侦探小说似的了,很介意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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