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随着城市化进程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传统的乡土社会不复存在，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人。这2亿人的背后，有7000多万他们的孩子，这其中包括跟随父母在他乡的1400多万随迁子女，5800多万留守儿童，其中4000多万年龄在14周岁以下。他们一边连着乡村，一边连着城市;一边连着艰辛，一边连着希望;一边连着昨天，一边连着明天……
农民工服务公益组织新公民组织总干事刘文华说：在首都北京共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审批的仅有60所左右。其余的学校属于“非法”范围，极其不稳定。义务教育经费本来是国家承担，但是大量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享受不到这笔款项的，孩子都要缴纳学费，这对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能支持这些孩子读书的。
北京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房租便宜的城乡接合部，这些地方的公办小学涌入了很多农民工子弟。北京学生的家长面对这种情况抱有很复杂的心态。往往会想方设法地将孩子送入其他地区的学校读书。“在一些城市家长眼里，自己的孩子是不能和打工子弟一起读书的。”刘文华表示。
一所公办校的老师告诉记者，班上少数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更难以融入学生的群体，他们感到被老师、同学歧视，心理上压抑，严重的有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内向，不容易与同学和老师沟通。而且，农民工子女绝大多数学习成绩处于“弱势”地位，也使他们在公立学校处境尴尬，部分人不得不选择“高兴进入，无奈退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距离公立学校渐行渐远。 一位农民工表示：“虽然如此，我也理解他们。如果我是一个北京家长，也不愿意让孩子在打工子弟为主的学校读书。”她认为，外来打工人员普遍生活压力很大，在城市打拼已属不易，在家中普遍对孩子缺乏管理，不经意间会形成一些坏习惯，孩子的学习状况也不太理想。
在北京东部将台乡雍家村的东北亚学校，记者看到一篇学生的作文，上面写着：“我老是换学校，经常有人从车上下来拆我们的屋子，老师哭，我们也哭，什么时候才能安稳地在学校里读书。” 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
位于北京北五环外的奶西村，东北人崔克中在这里办了一家名叫文德的打工子弟学校。和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一样，周围是大片的拆迁地。从这个地方到北苑城铁站要经过一大片没有柏油路的荒地。目前他的学校仅有200多名学生，这在打工子弟学校里规模不大。他对记者表示，办学校的校长未必都懂教育，盈利是第一位的。正是因为大量农民工子女无法顺利入学，这就带来了一定的盈利空间。一些人从老家带来了老乡亲戚就开始办学，资质很差。令他们头疼的是拆迁问题，由于没有合法的办学资质，他们随时有被取缔的风险，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被取缔，只有在这片需要征地的时候才会被轰走。对于一些抱有短期眼光的地方政府来说，经营征地是创收，而留着这些学校则是负担。在他看来，打工学校的师资力量也参差不齐，有的是有几十年教龄的退休教师，也有从未有任何教学经验的地方师范学校毕业的应届生，还有一些是曾经的代课教师，由于无法转正或工资太低而外出打工的。对于他们来说教书工作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流动很快，教学质量问题十分突出。
在广东东莞，外来务工人员约等于本地人口的5倍，接近1000万人，地方公办中小学满足不了真正的农民工的需求，很多农民工还只能把子女留在家乡读书。有一部分农民工虽然把第二代带在身边读书，但也大多只能进民办中小学就读。这里为农民工服务的民办学校接近200所，但学校条件同公办中小学差很多。公办学校教师工资一年10-12万元，而民办学校教师工资一年仅2万多元。收入如此悬殊，农民工子女所享受教育质量也必然与公办学校造成巨大差距。
2009至2010学年，深圳非户籍学生56.8万人，公办学校只接纳25.3万人，不到一半。那些在非公办学校就读的非户籍儿童，还要交纳很高的学杂费才能入学，无法享受法律规定的免费义务教育。那些没有进入公办学校的非户籍儿童，大多数不是不想进入，而是因为不能满足很高的门槛而无法进入。在广东，深圳号称非户籍学生就读公办学校的“门槛”最低，但也需要父母出示深圳房产证明等5种材料才可以入学。广州、东莞等地情况也差不多。
令人高兴的是，上海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大进步。在上海，不但公办学校降低门槛(只要两个证件)，大力接纳非户籍儿童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还通过政府出资购买服务的方式(政府拨款)，使绝大多数在民办学校和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的非户籍儿童享受到了免费义务教育。这样的举措，不仅实实在在地推动了教育公平，也纾解着取消义务教育“借读费”后的忧虑：经费投入保障问题、公办学校教学资源紧缺问题。
5. 2009年《求是》杂志报道过20个地市的农民人均收入，上海浦东和江苏昆山是12000元，甘肃定西是1800元，仅农民之间收入就差7倍以上。据了解，一些地市之间的人均财政收入差高达10-50倍左右，在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情况下，因县财政困难，无疑将造成教育的困难。
2008年，国务院参事在湖南某市调查时发现，在中央明确要求为公检法每人增4万元办公费的情况下，由于当地是“吃饭财政”，通过把教育和农业的财政支出降下来解决政策要求。
2010年在河南调查时发现，在紧临京珠高速、京广铁路的一个非贫困县，有一个县城内老初中全校4000多人，仅有两个多媒体教室。全县95%的学校师生共用一个旱厕所，厕所里没有上下水。下雨天，老师、学生要冒雨入厕。由于县财政投入困难，有的学校教师办公场所还在国家禁用的石棉瓦小房子里。财政困难还造成教师工资偏低，几个工作八、九年的中学教师，月收入才只有八、九百元，导致教师流失严重。很多中小学没有本科毕业的教师，教学质量甚差。
一些县财政投入困难还造成很多小学不能按国家要求在三年级开电脑课和英语课，直至小学毕业一些学生还没接触过外语和电脑。有的学校没有音乐、美术教师，此类课程也不能开课，导致一些地区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同发达地区和城市孩子拉开了差距。
在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学校是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通过剪刀差，从农村聚钱、借助全国一盘棋发展起来的，还有些名校是老祖宗留下的。但是，现在的招生制度并非凭分数择优录取。而是给各地方发放名额，在分配名额时，又不考虑人口和生源多少。这种招生设计给一些地方的高中生升大学造成困难。例如河南近1亿人口，每年高中毕业人数96万，能够升省外去学习的只有6000人，北大、清华在全国招生指标是8.3‰，在河南却是0.1‰，造成极大不公平。当地学生动情地说，高考对全国考生是走独木桥，对我们省的考生则是走钢丝绳。
仍以河南为例，全国每1000万人拥有普通高校14.22所，河南却不到9所;全国本科与专科在校生之比为6：4，而河南仅为4.5：5.5，本科在校生，同全国差距甚大。从重点学校布局看，河南9800万人口，只有一所211院校(郑州大学 )。985院校河南没有一座。省内学校少，外边重点学校又招的少，所以他们认为只好在走钢丝中互相挤压，或花大钱到大城市去读那些公办学府兴办的收费学校了。
6. 安徽省铜陵市治理“择校费”是在全国“择校风”盛行的大环境下，逆势而动，积十年之功，创造了一个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范例，成为我国唯一的义务教育阶段没有择校的城市。
1987年，铜陵市按照《义务教育法》精神，取消了小学及初中重点学校，同时也取消了初中升学考试，在小学和初中实行“划片招生，就近入学”政策。结果，抽去了升学考试这块挡板之后，向来重视教育的铜陵人，都开始挖空心思地往被取消了“重点”称号的重点学校挤。“重点是取消了，但学校的差别明摆着。”
1992年，铜陵市由纪委、教委、公安局、监察局四部门联合就市一中初中招生问题出台文件，明确禁止“挂户”等行为。但文件出台之后，择校之风并未应声而止。一些或者精明、或者有“关系”的家长，仍然能挤进当时的市一中。政府尽管措施不断，比如，为了规避过多的“投亲靠友”现象，规定只有小孩与父母同住才算在“片”内，此外还规定户口在升学前某时间段内变迁无效等等，但是，来势汹汹的择校风仍难以遏制。
1995年，为了解决市民反映比较强烈的“择校”问题，铜陵市对全市教育布局进行了整体规划，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重点扶持、改造和建设薄弱学校。从1996年起，铜陵市教委陆续从市区中学及教委机关调骨干到周边薄弱学校任职。近年来，铜陵先后将30多位市区教学骨干派至薄弱学校。
1997年开始,铜陵市取消了“小学升初中”的入学考试,实行“划片招生、就近入学”的政策。为了使这一政策得到更多家长的理解和认同,在全市开展更新教育观念大讨论的同时,教育局会同纪检监察部门对小学毕业生的户口、实际住址情况进行严格审核,确保较为薄弱学校的优质生源不“流失”。
从1997年起,铜陵市就把辖区内省级示范高中的招生计划提取出来定向分配,每所学校按照初三毕业生人数的一定比例获得定向指标,指标比例逐年提升,从10%到20%到30%……2006年铜陵市教育局更是把当年省级示范高中招生计划的65%拿出来定向分配给各初中学校,这使得各校内部考取省示范高中的分数线,最多能差到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