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渐进延迟退休话题，再度引发了各界对社保的高度聚焦，甚至诺奖得主萨金特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都对中国社保予以关注。这是一项牵动亿万民心的改革，需要建立一种群体性共识。
当前中国面临日益突出的社保支出性贫困。最近中国社科院公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3》显示，截至2012年末职保基金个人账户累计记账额29543亿元，而当年累计余额23941亿元，缺口5602亿元，预示着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然而，与美国受婴儿潮影响的社保支出压力不同，中国社保缺口虽与人口老龄化有关，但改善社保制度尤为关键。这最直接的凸显为1990年代中期社保改革前，国企等对职工的历史欠库，且对这些历史欠账，曾经相关政策设计认为可通过设定较高的职工社保缴费率，以时间换空间地自然抚平，但人口政策压抑了时间所能换取的空间，使社保缺口在人口老龄化下越垒越高。此外，就是公私边界混搭，以及政府公共养老保险服务的不完善，即职保、新农保和城保，实际一些时候，基于保险投资理念的居民自养模式占的分量与比重更大，政府的社保支出则主要用于体制内退休人员。
显然，这些特质决定中国单靠延迟退休年龄、提高社保投资收益率等只会风险后移。其一，国企历史欠账，类似于债务紧缩，越拖风险越大，且如同之前希望抬高社保费率抚平历史欠账而最终效果不佳一样，在人口老龄化下，延迟退休年龄等不会消弭个人账户空转的规模，且个人账户空转下的负债缺口会随时间呈乘数效应，这类似于信贷等负债资产的借新换旧，个人账户空账因无法带来增值收益，使社保的敞口风险规模不断扩展。
其二，提高社保投资收益也不足以解决问题。一则社保改革前国企对员工的社保欠账，可看作是国企把本应支付职工的社保费用，以强制储蓄方式用于了扩大再生产，但这很多最终变成了国企不良资产，不仅没有保值增值，而且还本息耗损；一则社保基金主要被限制在国债等，类似于一种金融压抑，即政府通过主导社保基金等个人无法自由支配的资金，为国企等输入廉价的建设资金，进而等于对普通居民的养老金进行“剪羊毛”。鉴于此，延迟退休等，在现有社保体系下，带有典型的浮士德交易特征，不会完全缓解社保支出性贫困，而且还将使其常态化。
美国社保系统是公私边界清晰的，政府等通过社保税为居民提供基础性社会保障计划，并通过税收优惠等鼓励美国企业和职工参与401K储蓄计划。这种社保体系，使美国政府虽面临社保支出压力，但不会出现社保庞氏金融化等严重问题。因为，一则美国政府并不对401K进行政府信用背书，一则美国开放的全球人才吸附传统和政策，使美国能借助具有竞争力的全球人才涌入缓解社保压力。
由此可见，当前中国要重塑富有竞争力的社保体系，消除民众对现有社保体系难以持续的困惑，就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推进社保双轨制并轨，并把职保等市场化，同时政府应为居民提供基础性社会保障包，并下决心补足国企的历史欠费，进而剥离政府对职保等的信用背书。否则，国内社保支出性贫困的敞口风险将可能与金融系统金融风险等有效串联，抬高未来整个经济金融系统的风险烈度。此外，社保改革需要一种参与式改革，有序、合理打开民众参与空间等。
